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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与苏联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7 0: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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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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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在俄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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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四方面军的指挥员,陈昌浩、徐向前不能听命于中央。不仅如此,陈昌浩还忿然致电一方面军的林彪、聂荣臻与彭德怀等,谴责中央是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他预言,不出两三个月,一、三方面军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力量不保。而张国焘随后更警告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籍口,成为罪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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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张学良仍按约定将六万发子弹送到了延安,随后秘密交给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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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战略完全是以打通苏联为中心。这其实也不奇怪,只要打通了苏联,还怕西北发动不成功吗?正如毛泽东等人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所说:“打通苏联以后,那时跟我们来的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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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得到辗转送来的(南京抗日统战)四项条件,已经到了6月中旬。当时正是西南事变爆发,西北大联合计划紧锣密鼓地筹划准备之际,中共中央对此明显不感兴趣。毛泽东一言以蔽之:曾养甫(陈立夫部下)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致日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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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下旬开始,中共在一面迅速开始按照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展开对南京方面的统战工作,一面继续争取与各反蒋派结盟的同时,就急切地开始考虑和部署打通苏联、争取以苏联为后盾的行动了。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即使包括张学良在内,与中共联络的各个反蒋派别,真正重视的其实都是中共背后苏联的作用,都寄希望于苏联能够支持自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和抗日战争的行动上扮演角色,想依靠苏联的支持来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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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中旬著名的绥远抗战打响前不久,苏联最终做出了停止走定远营这条路线进行援助的决定。事情很清楚,在绥远抗战开始后,让红军在得到全国各界热情支持下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军背后发动进攻,这在政治上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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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战役失败了。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先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换言之,为了生存,内战将不可避免地延续下去,而红军又将面临一次新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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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叶剑英告诉张,红军目前“经费困难已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代表中共中央再向张借款三十万元和索取棉衣时,张一口答应,马上又付了五万,另外二十五万他答应马上到上海去办。棉衣则马上就提供了一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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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经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二百万卢布的贷款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10月18日,共产国际就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要从财政上来援助中共了。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3日,注意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与日伪军将要在绥远爆发战争,莫斯科在要求红军改向新疆接运军事物资,并主动将援助物资的吨位提高到1160吨的同时,也制定了专项拨款援助的计划。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为你们帮助的总数五十五万美元,第一批送去二十五万。你们大约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

但由苏联寄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转陕甘并送至红军手中远非易事。共产国际虽想尽办法,立即从美国分两批汇款十五万美元和五万美元至上海宋庆龄处,并进一步告诉中共中央,仅在目前可以直接用于援助中国红军的款项就在八十万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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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学良回忆录所称,他请缨抗战的愿望再次落了空。此时反而又因此等事再种“恶缘”,如因各方对东北军军纪及战斗力颇多非议,结果“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等。张回忆称:“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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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苏联和共产国际这时也仍旧在积极准备通过中国新疆对红军进行具体的军事援助,其渴望红军西路军接通新疆的程度远比中共中央还要迫切。在1937年3月的来电中,他们甚至许诺,一旦红军能够接通新疆,苏联方面可以将援助物资再增加一倍以上,总重量可以达到2000吨左右,其中还包括了红军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区作战中极为有用的轻型装甲车等。另外还可以送给红军50名左右在莫斯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车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这时还根据中共中央的请求,陆续开始通过上海和天津的秘密接收地点,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据共产国际电报称,苏联方面2月间已经确定的援助数额即可达到将近200万美元之多。

1961年12月12日,周恩來令劉鼎、申博純、南漢辰、高崇明、楊明軒、閻寶航、趙壽山組成七人小組,其後加入呂正操、劉瀾波(當時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主持西安事变史料工作。

文革中,小組僅有劉鼎、呂正操幸存。

1979年5月,九人小組恢复,增補王炳南、宋黎(當時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等人。

1982年4月,九人小組改名為“西安事变史領導小組”。

1982年5月17日,中宣部《宣傳動態》宣布“不要隨便出版······有些事實需要核對,可以找全國政協‘西安事变史領導小組’。”

原松江軍區保衛部長馬波生指控孫銘九為國、日雙重間諜,曾經攻占賓縣、暗殺陳雲。孫銘九罷政協委員。

應德田策劃、孫銘九刺殺王以哲,為二人自承。決策有三說:張慕陶;應德田及其“同志會”;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個别領導”,事後中共罷黜劉瀾波、宋黎,改任高錦明、項乃光。

——高存信《往事回憶》


(完)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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