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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检讨_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21: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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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检讨

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

但另一个数字却也预告着城市化的步伐似乎已“时不我待”:到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说明城市化“成效显著”?还是会成为中国城市难以承受之重?

城市化本身没有错。可是,当贫困县的“新城”建设最终成为了“烂尾楼”,当强拆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当拥堵的交通让城市人愁眉不展,当良田在轰隆隆的城市化浪潮中成片消失……没错,此时此刻,是时候停下脚步,回头来检视一下中国城市化该怎么走了。

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

伴随着国家财政税收等政策的调整,由政府而非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成为了与国外有别的“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

面对民间对强制拆迁的挞伐之声,中国地方官员终于说话了,不过是以匿名的方式。

10月12日,一个署名“慧昌”的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为强拆辩护。而自从他抛出“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后,其文章和博客就吸引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和评论。

一个月前,宜黄刚刚发生了被强拆户自焚并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详见本报第560期14版),其中当地官员对拆迁户钟家姐妹的围追堵截和对死者的抢尸大战还未从人们的记忆中褪去,这位化名官员的“直抒胸臆”,显然为人们了解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提供了一个窗口。

“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因此,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该官员在文中的反问,令65岁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陡感悲凉。“一个强盗逻辑。”他说,“把过去对反动派的打压用到对自己的人民身上,这对吗?”

换言之,只有强拆才能推进城市化步伐?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霞辉谈及此事时坦言,现有的中国城市化之路即将迈进“死胡同”。

数字上的城市化

刘霞辉负责的课题组今年4月发布了首部《宏观经济蓝皮书》,研究表明,“中国将在2013年达到城市化增长率的最高点,此后将在2011-2016年之间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这意味着,接下来几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最为快速的发展阶段。而直至2030年左右,城市化率达到约68%,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步伐才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另一数据也说明了高速城市化阶段的到来。中国社科院7月发表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到2015年将超过50%,城镇人口也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如果按照“城市化”的地理学科释义:这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是一个农村用地向城镇用地转变的过程。那么,数字的变化无疑代表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里程碑意义。

延续这一发展趋势,世界银行称,到2020年,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个。

但若目光抽离出数字,刘霞辉和夏学銮却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们说,城市化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地由市场推进的过程,“但现在已经变味了”。

强拆乱象何时了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并非从一开始就“变味”。

据刘霞辉回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重新起步。初期,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规模不大。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人口快速进城,“纯粹是补充城市劳动力的不足”。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当时农民进城是非农产业增长的内在需要,城市以每年1000万人的速度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

不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成了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很多地区受地域限制不可能享受出口的好处。于是国家通过推进城市化,推进建筑业和制造业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刘霞辉说。此外,伴随着国家财政税收等政策的调整,由政府而非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成为了与国外有别的“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

而两种类型发展轨迹最大的不同在于,“非自然”的政府主导之路往往将民众利益与政府利益尖锐地对立了起来。

无法遏止的强拆乱象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就在“宜黄强拆导致自焚”风波尚未平息之际,“广西警察协迁竟如‘鬼子进村’”的报道令人们心头又是一紧。

据媒体披露,10月8日,为了拆迁几个村庄,广西北海市有关部门不惜动用防暴警察等,于凌晨5点将睡梦中的村民铐上拖出家门,然后搬东西、拆房。北海市政府还强行推出了“株连拆迁”措施,意为拆迁户若未签署协议,家属工作就会被暂停,彻底使强拆后的村民失去生计。

“如果政府不退出土地拆迁的环节,那么自焚悲剧即便颁布新拆迁条例也难以消退。”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警告道。

在“人民内部矛盾”尖锐激化的时刻,宜黄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观点,清晰无误地表明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眼中的城市化异形逻辑。

中国速度“造城”潮

“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只能说这显然不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在中国,这条道路快要走进死胡同了,未来能否寻到出路也无法得知。”刘霞辉表示。

而当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捆绑到一起后,与地方财政收入和政绩挂钩的城市发展就充满了商业的喧嚣和自我膨胀。

资料图片:北京拥堵的交通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对国内掀起的“造城”潮进行过详细调研,据他介绍,从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就是直辖市和各省省会。2003年至2004年,“大规划”曾达到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市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纷纷上马。

2005年,陆大道多次写信,向有关方面直陈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城市规划中出现的盲目追风,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趋向,他认为“已经出现的城市化大跃进,使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

不过,少数学者的努力未能减缓畸形城市化的步伐。

今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以古城西安为例,这里计划10年内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预计到2020年,都市区总面积将达到9036平方公里,人口由现在的965万增长到1280万。

“中国得到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183个准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地级市’,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不客气地批评道。

而当“大跃进”之风刮到贫困县,“造城”盛宴更发人深省。今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历时10年“建新城”计划被曝光:这个财力只有3000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结果留下了一堆“烂尾楼”……

“现在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步伐完全搅乱了市场节奏,城市多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刘霞辉总结道。

危险的农村

在城市用地有限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必然意味着农村土地的悄然减少。

“我们那儿早就没什么田地了。”家住北京亦庄开发区附近的“的哥”马师傅热情介绍着亦庄的发展变化。他总是羡慕地看着马驹桥一带繁华的商业景象,末了说一句:“以前的耕地都变成商品房了。”

陆大道曾这样描述土地扩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用地出现了三次大规模扩张。以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过度扩张最为严重。

一份建设部门的数据显示,1991年-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则增加了300多万亩;部分沿海地区城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

而过去10年间,各类建设滥占耕地现象愈演愈烈。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但他们往往不急于建房,使得一些优质耕地被圈定为建设用地后,长期陷入闲置状态。

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2005年耕地面积为1.21万公顷,仅比上一年减少了6.5%。但如今在卫星地图上,绿色面积相对较多的是5个位置偏北的乡,其他9个主要乡镇呈现一片灰白。当地居民痛惜地告诉媒体,万顷良田被铲平闲置5年后,方建成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商业区和别墅。而直到今日,温江还有两块未被利用的荒地。

另在河南省商城县西城区,数十栋风格相同的小别墅错落有致地在路边排成一排,组成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豪华别墅群”。

“别墅群”的用地,也是当地“最好的田”。村民们哭诉道,这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责任田,被强制以每亩3.3万元的价格征收,政府随后又将其卖给了开发商,“价格至少翻了10倍”。

关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作家王军把这种情形形容为“两把剪刀”。他表示,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与被拆迁市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又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城市化与“城市病”

可是,在不断挤压和占据农村土地的城市,也没有为迎接蜂拥而入的流动人口做好充分准备。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病”正在蔓延开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通通呈现出了“城市化大跃进”之后的臃肿和不堪。而如何应对?成为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最大难题。

今年4月25日,北京大兴区南五环边的老三余村召开了一个现场会,北京警方宣布,在此“试点推行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消息一经报道,被外界概括为“封村”。

虽然事后证实,所谓“封村”,不过是进出人员实行登记管理,村民们还一致对外表示,“‘封村’后感觉治安好了许多”。

但财经评论员叶檀提出更深的忧虑:“所有这些举措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的户籍改革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封村’的成本虽低,代价是固化二元结构,僵化社会阶层,使政府之手更深地介入所有的个人事务。”

于是“封”住的村,无异于一个封闭的“城中村”。“如果城市无法真正吸纳人们迁移所带来的新人口,那么它的城市化就是不稳定的。”刘霞辉建议,必须完善城市的功能,能够使流动人口获得适宜居住的个人收入。

但当城市管理、交通拥堵、高房价等问题一股脑涌现的时候,已驶入高速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城市,还有多大的容量适应尖锐矛盾的逐步消减?

有人乐观,10月18日,一直关注于“本职工作”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于微博中记录道:“北京土地中心网站显示,2010年10月-12月,北京市拟入市经营性用地50宗、建筑面积956万平米。北京有如此多的土地集中排队上市并不多见,这表明政府希望缓解供地压力、完成年度土地供应计划。这才是真正缓解房价压力的基本办法。”

但网友“天涯”看完后,却表达了另一番“沉重”:“在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小的现实中,如何保证经营性用地里没有耕地的流失?所以,未来可能真的是一个没有农村的、凌乱的中国社会。”

他们的城市化实践

编者按:城市化,几乎成为现代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共同选择。而与中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有的国家已经先于我们完成了城市化,还有的,则正在和我们一样,在城市化的道路上艰难地探索。他们的实践,教训或经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移民潮”令印度城市不堪重负

破碎的道路和满街乞丐考验印度当局的城市管理政策。

最近五六年,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世界对其刮目相看,然而,其城市发展的异常缓慢也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当外国投资者捧着大把钞票来到印度,一出机场,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迎面扑来的尘土、破碎的道路和满街的乞丐。走进市区,在许多摩天大楼、豪华酒店以及高档公寓旁,由破砖烂瓦甚至麻袋搭成的棚户区亦随处可见。

2009年,一部讲述印度孟买贫民窟传奇人物生活与成长的英国大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风靡全球,电影中描述的达拉维贫民窟就是号称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它占地区区2.5平方公里,却居住了差不多100万人口。这里空气和水均受到污染,卫生条件极差,大约每1500人才能共享一间厕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孟买1800万居民中竟然有60%的人口住在类似的贫民窟或是大街上。

达拉维贫民窟的情况俨然就是印度的缩影。据文献资料记载,1901年印度仅有11%的人口住在城市,2001年这个比率达到28%。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吸引了一些有才华和有抱负的年轻人到城市发展,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在农村走投无路的穷人。从1991年印度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到2001年,10年间已经有700万农民移居到城市。而权威机构预计,到2030年印度的城市人口将将从2008年的3.4亿激增至5.9亿。

事实上,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的城市化水平还高于中国,但是近60年来,由于投资不足,靠多年来“吃老本”的印度基础设施已经濒临崩溃:私家车越来越多,到处都在修路;公共交通的发展永远赶不上需求增长;城市供水严重不足、排污设施不够、空气质量在全世界已经属于倒数之列。

面对前所未有的城市扩张速度,印度领导层虽然意识到这将给经济带来挑战,但每每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往往会显得效率非常低下:因为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面世,总会有人游说议员改变计划或延缓其执行,等到公众、媒体、法院等各方争论和裁决平息后,已浪费了两三年时间。这期间,项目的成本肯定发生变化,于是需要回头找政府重新审批,整个流程又要再多花一年或两年。而当改造项目终于得以开始建设时,多数设计早已过时。

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阿鲁瓦利亚坦承,印度城市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计划,但它必须由各邦政府和市政当局来解决。而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此总会感到无能为力。

由于改造城市设施涉及大量居住在贫民窟的居民,他们不仅是当地税收的一个来源,更是大规模的选民群体,因此政府不愿因改造工程而失去选票。

然而,无论如何印度依然需要慎重考虑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挑战。今年4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的一份题为《印度城市在觉醒:建设包容性城市,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缺乏有效的城市化管理政策可能会危及印度的GDP增长率。不过,假如印度当局能够制定并执行适当的管理政策,就有望使经济年增长率提高1到1.5个百分点,并进一步拉动经济实现接近两位数增长,从而为适龄劳动人口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政治民主进程治愈英国“黑乡”

无产阶级曾是治愈英国“城市病”的主干力量。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国家。从1760到1850年不到100年里,英国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居民的比例从10%提高到50%以上。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使英国率先步入富裕社会。为了向世界炫耀财富,英国在1851年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那座用了4个多月、花费8万英镑建造的“水晶宫”里陈列着十多万种商品,其中英国的产品超过一半。

然而,国家的富有和荣光并不意味着人民的幸福安康。

贫民窟是当时英国“城市病”的主要体现之一。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住房和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但资本家关心的只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不可能为市政建设和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投入。奉行“自由主义”的政府听之任之,使情况不断恶化。同样原因也导致空气污染、劳动条件恶劣、道德沦丧和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

作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英国及爱尔兰游记》曾这样描述“黑乡”曼彻斯特: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流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最野蛮的状态……

与赤贫比肩的财富、和苦难为邻的笑声不可能永久。自18世纪90年代后,英国城市接连发生起义和骚乱,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场运动尽管失败了,但大大推动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社会的弊病,代表人物包括实业家、慈善家、现代人事管理之父罗伯特·欧文。

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不人道的环境只能塑造出邪恶的、不幸福的人。他采用多种办法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比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等。

在工人阶级自身的抗争和种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英国议会和政府开始正视“城市病”:1865年和1868年,议会两次建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对全国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查,并出台相关法律,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的观念也随之改变,从自由放任转为主动干预,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1868年和1875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商店、公园、车站、剧院等设施,改善城市景观和环境。此外,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还数次修订《工厂法》,不断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和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相辅相承的是,英国的城市在面对挑战时也实行了产业升级计划,并根据各自情况实现错位发展。比如,伦敦走上了金融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轨道,以往的“黑乡”曼彻斯特顺应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服务业顺势崛起。

日本城市化重视农民利益

城市化过程中,日本为避免农民失地后再失业,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大约从1945年到1980年,战后的日本有一段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时期。当时,经济高速发展,有些企业采用“集团就职”的方式,到地方农村中学整班招收毕业生进城务工。而在这个大发展的时期,日本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各种“城市病”颇为相似。比如交通拥堵、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再比如,日本也发生过“毒奶粉事件”,发生过由于黑心煤窑主雇佣贫民进行矿产开发、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矿难等。

东京上世纪60年代的地铁,和北京今天的一号线一样,曾经以拥挤著称。当时,东京正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外来人口给交通带来了极沉重的压力。后来,在无力增加运力的情况下,日本电车公司被迫出台规定,建立女性专用车厢,保护女性乘车的人身安全。

而日本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中,也曾有尖锐的拆迁矛盾,成田机场的拆迁曾经爆发激烈的流血冲突,至今无法解决;1972年,日本前50名巨富中,房地产业主就占了35名。

不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日本也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防止农民失地后再失业,避免了城市流民阶层的出现。

日本政府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在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自1955年至1970年,东京每年的人口净流入量达到30万至40万。但东京没有单纯“摊大饼”式地被动外延,而是以放射状大容量轨道交通为依托,沿轨道交通站点建设居民区,并为之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服务、社会文化和治安配套。

对未入城的农民,为了增加他们收入,日本将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高位,农户在销售农产品时就获得了较多的收入。此外,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也相当丰富。地方社区往往会有艺术、读书等各类社团,当地企业也会不时地举办各类活动,例如传统节庆时的彩车游行、焰火等。

可以说,日本城市化的成功,与处理和重视农民利益关系密切。

四大问题阻碍中国城市化

上海世博会行将落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就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而言,从“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真正实现“合理、稳定的城市化”还有多远?总体来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进面临四大障碍。

户籍制度

“等我攒点钱,就准备学个手艺,到理发店,再攒点钱,争取自己开一家店。”刚从工地下来、满头灰尘的农民工小李,略带羞涩地讲述了自己的理想。“不想回老家吗?”“回去干嘛,既然出来了就要在城里站住脚。”他坚定地回答。

今年3月“两会”期间,来自甘肃的赵永康说,希望代表、委员们能够关注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和工资待遇问题。记者 郭晨/摄

小李所代表的年轻农民工群体被外界视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有着在城市创业的理想,但是他们自身却似乎与城市还没有完全联系在一起。

今年9月以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先后发布研究报告认为,由于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现有的城市化只是一种“半城市化”或者“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也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得不到同样的身份待遇,如何去获得最广泛的城市认同感呢?“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中国城乡之间的鸿沟就难以逾越。”研究学者们如是道。

资源分配

谈及农民工话题,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和资源分配中,农业始终没成为名副其实的重中之重。其结果是,农业被现代化浪潮越抛越远,至今无法成为现代经济中的顶梁柱,无法创造符合现代社会的就业机会,无法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财富。数亿农民之所以离开家园,就是因落后的农业不能提供更多机会。

在基础设施方面,一些亟需解决的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农村电网、水利灌溉设施等供给短缺,造成了农民行路难、用电难、用水难等困境;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广大农村不能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医疗卫生方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规模小,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和体系整体滞后于城市。

“总体来看,中国用于发展的资源其实是初级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表示,从城乡资源分配的众多不合理可以归纳出,过去30年中,我国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付出昂贵代价。

高房价

有人说,“80后”好几代人要倒在高房价面前,这话并非危言耸听。无论国家统计局统计房价涨幅如何调整,现实生活的楼盘价并没有给人们多少调整的机会。当“70末”、“80后”走向社会时,面对着居高不下的城市房价,是拖上父母将几代人的积蓄购置一套城市小居,还是回家乡免去长期为贷款奔波之苦?这既是个人的困局,也是城市发展的困局。如今,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二、三线城市房价也正在崛起,且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增长。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我国居民有购置房产的习惯。而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是在食用城市“未来的午餐”。

在众多中国学者眼中,“高房价”已是伪城市化的“杀手”之一:因为现在靠土地财政的发展的所谓城市,城市本身现代化尚且遥远,但房价却“一枝独秀”,所以改变不了目前的这种高房价格局,中国城市化的的道路必将是既阻且长。

环境污染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113个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以上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机动车排放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美国航空和航天管理局赞助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迅速的城市化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从1979年开始,每10年白天表面平均温度升高0.05摄氏度,而夜间表面平均温度升高得更快。

城市化不等于污染扩大化,城市化的初衷就包括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污染的最小化。如果环境污染不能得到解决,城市化的道路依然前景堪忧。(特约撰稿江工)

外媒支招:城市化,应该“再柔软一些”

农民工、住房、环境……在城市化进程的几个关键问题中,外媒建议中国建立整合的改革政策,走出健康、人性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也吸引着国际舆论的目光。

英国《金融时报》把中国城市化进程形容为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实验”。而按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说法:伴随城市化的巨大农村人口的转移使中国没有案例可循,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是诸如住房短缺、工资低下、犯罪率激增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重要课题。

“能否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下一阶段的问题,可能关系到这个国家能否继续保持近年来经济持续飞速增长的势头。”美国《华尔街日报》坦言。

“给农民工提供住房和福利”

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计:从现在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将会铺就50亿平方米的道路,建造170座快速交通体系(是目前全欧洲的两倍);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将会拥有5万栋摩天大厦——这相当于每年建造2个芝加哥城。

无疑,“城市化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扩大内需的一个补救方法。”但《华尔街日报》接着表示,中国城市的主要“生力军”之一——“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所限,无法享受到城市化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他们也很难参与扩大中国的内需。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香港《南华早报》同时也注意到了“高房价”等阻碍农民工进城的障碍。“棚户区不能称之为家,”该报说,地方政府应该按规定留出70%的现有土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同时翻新棚户区,建造普通住宅。

“如果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且愿意这么做,它们还是能做到的。”《华尔街日报》提出了三个建议:首先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廉租房,使他们能够和家人一起,在城市里扎根;其次把大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向农民工开放,以解决医保问题和子女上学问题;最后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引导官员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

要为这些措施埋单,外媒建议,“征收房地产税”可以成为方式之一。最简单的办法是:按照房产的市场价值来征税。有了这笔钱,便可以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居民提供服务。

“新土地改革可能难以避免”

房地产税所牵涉的,正是中国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妥善处理土地问题。另有外媒建议,由于中国税制结构不成熟,征收房产税不如征收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而与城市土地相比,中国耕地的流失更应引起关注。

法国巴黎银行主管弗莱德里克·赫维特说,中国过去8年中每年损失1%的耕地,相当于荷兰和比利时两国国土面积的总和。

这些流失的良田、草地和林场被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所取代。印度《新喀拉拉邦报》引用印度有关专家的话说:导致中国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几乎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都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民不拥有土地,而将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再由国有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则意味着“利润”。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建议说,中国需要让土地“流转”起来。郑永年表示,鉴于很多农民已经不再依赖土地而生存,这部分的土地或其使用权就需要“流转”给其他人,以期达成农业的规模经济。而在“流转”过程中,城市居民要从“房奴”或者“蜗居”解放出来,也可考虑获得“流转”土地。不过,“流转”之前,须先提供给农民足够有效的土地保护机制。

“如果能够形成整合的改革政策,必将带来一场大改革,彻底改观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郑永年说。

“用城市生产率取代GDP”

而与开发相伴的能源需求和环境污染,引发的城市生活质量问题,也引起了外媒注意。

路透社指出,“欲速则不达,犯错将在所难免”。这主要是指,“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这些城市还没有机会自然地内生成长,真正的风险在于这些城市将十分杂乱无序”,文章并称,“官员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节能或生活质量问题,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建设再建设”。

美国媒体预测,中国城市地区对能源的需求可能增加一倍;对水的需求可能增长70%至100%。由此,《联合早报》感慨,在新的城市化发展思路中,中国应该反思现有城市化模式的缺陷,回到城市化原初的出发点,把人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让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柔软、柔软、再软些”。

具体措施上,麦肯锡全球学会高级研究员则建议用“城市生产率”代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把国有和民营企业能将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和效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决策者应该加强对资源需求的管理,不能简单地根据需要建设供应设施。比如,通过引入高峰电价上涨、放开汽油价格、采用节能技术等措施,使城市能源需求增速减缓,可能对石油的需求每天降低400万桶以上。

美国《商业周刊》已发现,这种综合性的“城市生产率”模型在中国部分城市已有借鉴和应用。比如,武汉自2006年以来推出了先进透明的绩效管理体系,使单位GDP能耗降低了4.5%。

“当然,中国的新城市经济要想长期持续地发展,需要有一大批中国城市采取提高城市生产率的措施,而不能仅仅是其中几个有远见的城市。”美国媒体称,“现在就落实这些措施要比未来才试图解决问题要付出少得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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